① 五行的启蒙阶段
在这一阶段里尚未出现五行，但“四方”的概念已经形成，人们更多地是运用“四方”说去指导日常的生活，至殷末商初已形成十分可观的四象体系。
1．四象说
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安阳出土的殷武丁时期的两片甲骨来看，四方的概念早在夏、殷之际便已产生。如其中一片为：“东方曰析，凤曰；南方曰烡，凤曰 ；西方曰夷，凤曰彝；北方曰宛，凤曰阝殳。”。还有一片为：“贞帝于北方曰元，凤曰阝殳； ；贞帝于南方曰 ，凤曰 讠；贞帝于东方曰析，凤曰 ；贞帝于西方曰彝，凤曰夷。”
可以看到甲骨文中明确地记录了四方的空间象义和殷人祭祀“四方神”的特点。它透露出三个重要的信息，其一，四方概念已经成熟。其二，四象说被隆重地运用。其三，没有五行中的“中”（土）方，而只有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。
在【尚书·尧典】中同样缺土这一行而只具四象，其记载曰：“春，厥民析，鸟兽孽尾；夏，厥民因，鸟兽希革；秋，厥民夷，鸟兽毛毨；冬，厥民隩，鸟兽氄毛。”在整部【尧典】里也只出现二十八星宿中的星、心、虚、昂四宿的名称，而此四宿恰好可比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。由此可见，四方的设定是有意为之。我认为其忽略中心土方，并不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中心点的意义，更有可能是认识到四方之象与中心之象意义上的区别性而另有所注（在后节的二维象数分析中对此有重要的阐述）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这还要说到古代的“明堂”制度。
2．明堂学说
明堂是古代贵族的一种建筑制度，其起源可追溯到殷代。根据甲骨文记载，殷王的宫室分为宄殳
寝、东寝、盫室、南室。商王春居东寝，夏居南室，秋居西室，冬居西寝，随四季时令的变化而更换居所，以期望顺天时，得其生。周承殷制，明堂之制便由此而传存。
周人的明堂设制在【周书·明堂】中有记载，曰：“明堂方一百一十一尺，室中方六十尺。东应门，南库门，西皐门，北雉门。东方曰青阳，南方曰明堂，西方曰总章，北方曰玄堂，中央曰大庙。以左为左个，右为右个也。”
殷、周两代的明堂制度在整体上看还是一脉相传的，但其中的四象、五行意义则悄然地发生了改变。殷人的明堂学没有中央大庙之说，还是地地道道的四象概念。到了周代不仅明确地标有中央大庙，五色、五行之象也已初露端倪，可见周人运用的明堂之法更接近于传统五行的韵意。此后明堂学完全溶入了五行体系，花样百出，为历代帝王所重视。通过两者的比较，当知明堂五行源出殷上之四象说也。
3．星象说
在中国的上古社会，星象学是非常普及和发达的。清代学者顾炎武就曾说：“三代（尧、舜、禹）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。”而四象概念作为上古文明之精髓，不可避免地要与上古星象学发生碰撞、交融，迸发出新的思想理念。
据【尧典】记载，尧曾经分配羲、和两个家族分别到不同的方位勘察天象，让羲仲住在东方的蜗夷–旸
谷，观察东方的星象；羲叔住在南方的南交，观察南方的星象。两人分别主持春天和夏天的天文历法工作。让和仲住在西方的昧谷，观察西方的天象；和叔住在北方的幽都，观察北方的天象。两人分别负责秋冬两季的天文历法工作。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方位的认同和纯熟的二维四象理念。
一九八七年在濮阳西水坡45号墓考古发现，墓主的两旁分别是由贝壳拼塑成东龙西虎的造型，此外南北子午线上也有不同图案的贝壳镶嵌。据专家考证这个龙虎蚌塑图实是一幅天文图，证实了早在6500年前的上古时期，先民们便已经掌握了四象，并恰当地运用于天文学范畴。这些都应该是以后“五星”说的前身。
在【灵台秘苑·步天歌】中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四象思想在二十八星宿的闪烁。如；东方为青龙之象，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成东方七宿；北方为玄武之象，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成北方七宿；西方为白虎之象，奎、娄、胃、昂、毕、觜、参成西方七宿；南方为朱雀之象，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成南方七宿。
通过以上诸说可知，中国五千年前的远古先民已经具有了相当成熟的二维思维模式，并以四象、四方的意识观成功地运用于天文、人事等广泛的领域。至于这种意识形态究竟起源于古人对星象的观察，还是起源于日常生活的启发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它是五行学说的前身这一点已毋庸置疑，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，五行学说羽翼渐丰，始步入形成阶段。 :victory: :victory: :paishou:
页:
[1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