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非程序化决策学在古今社会的作用——杨景磐
诺贝尔管理学奖获得者---西蒙，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在他所著的《管理决策新科学》中提出“程序化决策”与“非程序化决策”的成功概率各占50%，只有二者的结论相同时，其决策的最终价值才能得以实现。
那么，什么是“程序化决策”呢？西蒙在其《管理决策新科学》中说，把知识进入决策部分成为“程序化决策”。这种决策模式在宏观经济领域内容十分广泛。比如每一项具体经济行为的“可行性分析报告”是由系列科学依据组成等。
上述为程序化决策。但是，把握了“程序化决策”的手段后，是否可以保证最终能够成功呢？西蒙研究认为：知识的获得是现代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，是成功决策的基本条件，真正进入“随机应变”的竞争领域，成功的可能性也只有概率意义上的50%。同时，西蒙在研究中注意到了“程序化决策”即使非常完美，当它作用于不同的人时，也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局，从而证实了“非程序化决策”的存在。因此，西蒙认为成功概率的另一半应该由“非程序化决策”来完成。但这种决策模式与知识的关系不是十分明显，无法用计量单位显示，而使对它的描述捉襟见肘，只能够勉强用“灵感”“潜意识”等词来形容，更使西蒙教授为难的是“制定非程序化决策所依靠的，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尚不了解的心理过程“。其实这个难题在我国古代中早就有了答案。 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中有几十则利用易卦卜筮（非程序化决策）的案例。这些案例都是古人在用于重大事件决策实践的记录。古人凡有重大疑问和实践，则进行易卦卜筮，然后再作决定。这样有效地指导了人们的决策和行动，收到趋吉避凶的结果。从《左传》数十则卜筮案例来看，其应验程度确实令人叹为观止。这就说明易卦卜筮（非程序化决策）在对重大事件的决策中确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和作用。在两汉时代，由于五行学说的完备和发展，各种形式的术数预测学说竞相发展，如杨雄的《太玄》、焦赣的《易林》、京房的《纳甲》及太乙、奇门、六壬、三式等学说纷纷出笼。如在《三国志》和《诸葛丞相集》中运用大六壬、太乙在对重大事件决策中的记载，可见古人对一项重大事件做出决策时是很谨慎的。还有就是古人在重大政治举措的决策时，都要进行占筮。如：勾践归国、宋徽宗被俘，溥仪论国民政府等参见《左.国》《周易卜筮考》，再者是重大战争须通过占筮预测是否可行及未来胜败结局。如：韩原之战、吴王伐齐、汉武帝伐匈奴、张康论伐日本、奉直战争等。其三就是对个人重大行动的抉择。如：伍子胥奔吴、李纲仕唐、朱熹焚奏稿、纪晓岚科举等等。 在古代，易卦卜筮是非常谨慎、严肃的活动，但后世对此举如同游戏，则失去了易卦卜筮的意义。再加上古今后世方士之流不学无术，借此以谋取名利是对卜筮的亵渎，距离卜筮的真正意义已经大相径庭了，此等贪图名利的活动与真正意义的易卦卜筮决不可相提并论。孔子在《周易.系辞下传》中说：“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”。这里所说的鬼谋指的是易卦卜筮，也就是说：圣人做事有人出计策，有鬼神（卜筮）出计策，百姓就拥护这样有才能的圣人，北宋邵雍说：“人谋人也，鬼谋天也，天人同谋而皆可，则事成而吉也。”见（皇极经世.外篇）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办任何事情，实现任何目标的过程中，往往会出现一些偶然的情况，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这些意想不到、节外生枝的特殊情况，也是人的思虑在事前不可能预料的。而易卦卜筮（非程序化决策）恰恰能够事先预见到各种特殊情况，这样就会使每一件事情的决策更为完备。故此，易卦卜筮能够帮助人谋之不足，只有人谋（通过人的努力）和鬼谋（易卦卜筮）二者相互结合，从偶然性中掌握必然性，用鬼谋帮助人谋之不足，才是最完美的决策。 古人在重大决策时，强调人谋和鬼谋（易卦卜筮）并重，并且认为只有二者的意见相一致时，才能取得圆满成功。美国管理学家西蒙教授则认为《程序化决策》与《非程序化决策》二者的意见相同时，成功概率才能达到百分之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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