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数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（二）
前人在将易数用于决策的实践中，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，也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。
北宋张载说：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。”他认为周易是为君子占验未来之事，每一卦都是教导人们如何具有君子的品德，卦爻辞中的吉凶，乃善恶之意，道德败坏的小人是在周易中得不到好处的。
其实，早在春秋时期，就有人提出了“易不可占险”的问题。据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（公元前430年）记载：南蒯为鲁国季孙氏（季孙氏为当时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大公族之一）的家臣，他因与掌握鲁国实权的贵族季孙氏闹了矛盾，就图谋推翻季孙氏，为此占了一卦，得到本卦为坤卦，六五爻为变爻，则变为比卦。坤卦六五爻辞是“黄裳元吉”的吉辞，南蒯认为是大吉之卦，并把这一卦让子服惠伯来解释。
子服惠伯认为，这一卦若占问忠信之事则符合卦辞的意思，不然，就必定失败。子服惠伯分析了坤卦六五爻辞“黄裳元吉”的真正含意，指出了不能用易卦来占问冒险的事情。
我们可想而知，南蒯打算推翻实力强大的季孙氏，是一种密秘的阴谋活动，他不会在事前把自己的行动计划透露出去。因此，他不会把所要占问的事情告诉给子服惠伯。他只对子服惠伯说，我打算去做一件事，占卦得到坤之比卦，请你判断一下吉凶如何。[（南蒯以卦）示子服惠伯，曰：“即欲有事，何如？”]
这一卦本卦为坤卦，坤卦之义主于顺从。坤卦六五爻为变爻，爻辞为“黄裳元吉”。古代以上身所着的服装为衣，下身为裳。“黄裳元吉”的意思是说，身着黄色裙裳，奉行臣道，至为吉祥。古代以黄色为中色（黄居五色的中位），上至人君，下至卿士，下身皆着黄色，以表示“谦下”的意思。所以，“黄裳”是有“谦下”的象征意义。
子服惠伯据“黄裳元吉”的本义推断认为，虽得此大吉之辞，只有做忠信（这是对顺从、谦下之义的引申）之事才能与爻辞之义相符，如果不是忠信之事，爻辞虽然吉利，未必能行。
南蒯作为季孙氏的家臣而打算推翻季孙氏，显然这与顺从、谦下、忠信之义皆不相符而相反。其结果是南蒯未能推翻季孙氏，而是带着费地（南蒯享有费地）逃亡到齐国去了。
子服惠伯在分析“黄裳元吉”的本义之后，总结说：
且夫《易》，不可以占险。将何事也？且可饰乎？中关能黄，上美为元，下美则裳，参（三）成可筮。犹有阙也，筮虽吉，未也。
子服惠伯还是就这一卦进行引申，不可以用易卦来占问冒险的事情。他强调说，中美就是黄，内心不忠诚，就与黄色不相符合；上美就是元，元是善的首位（元者，善之长也）；下美就是裳，在下面不恭敬，就与服装不相符合。这三者都具备了才能合乎“黄裳元吉”的意思，如果有所缺少，爻辞虽吉，未必能行。
清人江永对此评论说：
筮辞有反其吉凶以告者，南蒯筮得“黄裳元吉”是也。子服惠伯曰：“忠信之事则可，不然必败。”因言“黄裳元吉”之理，且曰“《易》不可以占险”，其于《易》也深矣。南蒯方以为大吉，宜其不黄、不裳、不元而致败。然则《易》误南蒯也？非也。《易》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。今之为小人谋者已至，被自误之耳。深思浅谋之人，迩身而远志，家臣而君图，其欲生杞于圃也久矣。即正告以危厉凶灾，其肯翻然戢志乎？（《河洛精蕴》126页）
江永又借题发挥，提出“筮辞有反其吉凶以告”的问题。这同子服惠伯说的“忠信之事则可”“《易》不可以占险”和张载的“《易》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都是一致的。易卦教人避凶趋吉，强调人的道德修养，而不是教唆人们去做不仁不义的事情。这一点是前人共同强调的。
汉武帝晚年最后一次征伐匈奴，是在征和三年（公元前90年）三月，由太卜占卦，得大过之恒，大过九五为变爻。取用大过九五彖辞中“何可久也”一语，太卜据此谓很快就能破敌。屡立战功的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七万从五原出发北代匈奴，乘胜北追至范夫人城（地址不详）。但正在这时，朝廷中“巫蛊事件”暴发，李广利也被牵扯进去，其妻子已被逮捕入狱。由此，贰师将军李广利恐惧，率部投降了匈奴。匈奴单于知李广利为汉朝大将，就将女儿嫁给他为妻。一年之后李广利在匈奴遭嫉妒被杀。
太卜判断这一卦是战胜匈奴打胜仗的卦，却遭到惨败。
征和四年（公元前89年）七月，汉武帝在轮台罪已诏书中针对北伐匈奴而失败的事件，无可奈何地感叹说：“今计谋、卦兆皆反谬。”
李广利是西汉王朝屡破匈奴、屡立战功的著名大将。武帝此人笃信方术，而且也从易卦方术之中得到帮助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中说：
至今上（指汉武帝一引者）即位，博开艺能之路，悉延百端之学，通一伎之士成得自效，绝伦超奇者为右，无所阿私，数年之间，太卜大集。
会上欲击匈奴，西攘大宛，南收百粤，卜筮至预见表象，先图其利。及猛将推锋执节，获胜于彼，而蓍龟时日亦有利于此。
从司马迁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两个问题：一是汉武帝北伐匈奴、西征大宛、南收百粤，蓍龟占卜在用兵选将上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；二是武帝时博开艺能之路，数年之间，太卜大集，这就使得太卜队伍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，其占卜水平未免参差不齐，就会降低占卜的准确率，从而导致“计谋、卦兆皆反谬”。
我们回头再分析一下征和三年（公元前90年）为北伐匈奴占得的大过之恒的卦兆，是确实“卦兆反谬”，还是太卜判断失误？
这一卦本卦为大过，九五为变爻。大过初、上皆为阴爻，中间四个阳爻，其内互（二、三、四爻）为乾，外互（三、四、五爻）也是乾，重乾为重刚（乾为刚），所以卦象显示阳刚过甚、本末俱弱。但大过卦为“大为过甚”，又为大坎之象，此与汉武帝分兵三路北伐匈奴的举动相符。
九五为变爻，由阳爻变为阴爻。外互乾变兑，兑为毁折，损兵折将之象。
外互乾变兑，则与内互乾又组成央卦。夬为五阳决去一阴之象。是时李广利率七万年马出五原，商丘成率二万军马出西河，马通率四万军马出酒泉，北伐匈奴。李广利为主军主帅，北追匈奴至范夫人城。正在此时，朝内巫蛊事件暴发，丞相刘屈氂因此被杀，李广利被指为刘的同犯，妻子已被逮捕。这一消息传到前方军中，李广利恐惧、忧疑，其军长史与都尉密谋杀掉李广利，此正与夬卦五阳决去一阴之象相符。
我们再分析一下大过九五动爻之辞。爻辞说：
九五，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；无咎无誉。
象曰：枯杨生华，何可久也；老妇士夫，亦可魄也。
枯槁的杨树开出新花，龙钟老太配了个强壮丈夫，这都是一种反常现象。
《象传》说，桔槁的杨树开出新花，生机是不会长久的：龙钟老太配了个强壮丈夫，这种情况也太可羞酶。
变爻之辞不仅不吉，反而有凶。太卜以“何可久也”一语为断，认为匈奴很快就会灭亡，北伐很快就可取胜显然为误。因此此案大过卦为贞卦，贞卦代表“我”，之卦为悔卦，悔卦代表对方。所以“枯杨生华”与北伐匈奴首先取胜的历史事实相符：“何可久也”与贰师战败投降匈奴的历史事实相符。
这一案之卦为恒卦。恒卦六五爻为变来之爻，爻辞说：
六五，恒其德，贞；妇人吉，夫子凶。
象曰：妇人贞吉，从一而终也；夫子制义，从妇凶也。
此爻辞“妇人吉，夫子凶”，正与历史事实相符合。李广利投降匈奴，这与“恒其德，贞”之义正相反。李广利投降匈奴之后，匈奴单于把女儿嫁给他，第二年李广利又被匈奴杀死，与爻辞“夫子凶”“从妇凶”正相符合。
笔者认为，汉武帝伐匈奴一卦，不是“计谋、卦兆反谬”，而是太卜误判之卦。
（李广利投降匈奴后，单于知为汉大将，以女妻之，尊崇在卫律之上。卫律嫉妒李广利之宠，于次年八月诬陷李广利，李广利遂被杀）
在古代进行易数预测活动是一项非常庄常严肃的事情，不可以持轻率的态度，或抱有试试看的心态，这往往使准确率大打折扣。
《周易·蒙》卦辞中说：
初筮告，再三渎，渎则不告。
对于同一件事，如果再三进行占问，就是亵渎筮法，或称亵渎神灵，所以“渎则不告”，准确率就打了折扣了，占得的卦就没准了。
《诗经·小旻》中也说：
我龟既厌，不我告犹。
这是说对同一件事连续卜问，龟灵厌烦，不进行答复了。
南宋洪迈在《容斋随笔·卜筮不敬》中说：
古者龟为卜，策为筮，皆兴神物以前民用。其用之至严，其奉之至敬，其求之至悉，其应之至精。斋戒乃请，问不相袭，故史祝所言，其言若答。周史筮陈敬仲，知其八世后莫之与京，将比代齐有国。史苏占晋伯姬之嫁，而及于为赢败姬，惠、怀之乱。至邃至赜，通于神明。后世浸以不然，今而愈甚，以至饮食挠杂之际，呼日者隅坐，使之占卜，往往不加冠裳，一问四五，而责其术之不信，岂有是理哉！善乎班孟坚之论曰：“君子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问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响。及至衰世，懈于斋戒，而屡烦卜筮，神明不应。故筮渎不告，《易》以为忌；龟厌不告，《诗》以为刺。”谓周易之蒙卦曰：“初筮告，再三渎，渎则不告。”《诗·小旻》之章云：“我龟既厌，不我告犹。”言卜问烦数，狎嫂于龟，龟灵厌之，不告以道也。汉世尚尔，况在于今，未尝顷刻尽敬，而一归咎于潘巫瞽史，其可乎哉！
清人江永指出：“《比》之《彖》则曰：‘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’是得吉卦，疑不敢当者，再筮以自审也。然则卦有甚吉，或辞有不明，与事不合，难以占决者，皆当用原筮之法也。此义先儒未言也。”江永此为经验之谈。他是说凡占卜，所得卦爻为吉兆，但与占问的事情不相符合，或自己感到难以承当此卦爻之吉兆，或卦爻虽吉，但所示之义不明确，在这种难以作出决断的情况下，可以再占一卦以作出决断。（参见《河洛精蕴》卷三）
江永还说：“卜筮之道，先人谋而后鬼谋，事有当行当止，断以义，无事谋诸鬼神也。《志》曰：‘圣人不烦卜筮，又曰：‘卜以决疑，不疑何卜？’惟事有犹豫，或关重大，乃以筮决之。”
前人规定的上述有关易数卜筮的法则，我们应当重视，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。 这是有道悝理的，譬如赌博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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